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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浩峰新片《门前宝地》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火了。你很难想到近五年、甚至近十年来有哪部功夫片达到了这样的大众影响力。虽然很难说是否算一种胜利。
徐浩峰，陈凯歌电影《道士下山》原著作者，也是王家卫电影《一代宗师》的编剧之一。由此，我们已可初步窥见他的风格与兴趣所在。《门前宝地》同样聚焦民国武林，讲述了1920年天津一武馆馆长即将过世安排大弟子接班，引发小儿子不满，武行生出种种变故的故事。
转型导演之后，徐浩峰坚持自编自导、以及自己主导动作设计与剪辑，是公认的作者导演。他的作品往往能上映就是胜利，并不以票房为导向。其中最像商业片的《师父》，票房也不过5479.3w，在2015年排在一百名开外。
这次的《门前宝地》9月20日公映、不久便转战流媒体，期间仅取得149.4w票房。有人惋惜有人剖析，但都在影迷小圈子里，直到向佐手抚鼻梁、自抽耳光等尴尬演出被抖人慧眼发掘。
流量密码既来，岂可轻易放过？全网齐上阵，《门前宝地》迅速升级为一部全方位的抽象大片。优酷这两天的推荐文案都变成了“向佐最新爆梗力作”和“这么好笑！谁还没看”。
不知向佐徐浩峰现在心境如何，但要我君说，黑红也是红。今年在流媒体首发的其他功夫片，不管是释小龙自导自演的《醉后一拳》还是“王九”伍允龙的新作《重见天日》，从播到扑皆悄无声息，连被玩梗的机会都没有。
还多亏《门前宝地》够“可笑”，才让人们久违地将目光投向功夫片。而曾为几代国人造梦的功夫片，怎么就沦落到只能靠造梗来获取存在感的地步？
“另类”的徐浩峰
总结《门前宝地》的另类出圈，我愿称之为2024版《燃冬》事件。本质都是小众的东西误打误撞落入大众目光，遂惨遭解构。
徐浩峰的片子小众，不仅在于其文艺片定位。展开细说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明确一组概念：何为动作片、武侠片与功夫片。
动作片范畴最广，打斗可以是动作，飙车、空战也可以是动作。武侠片、功夫片都是前者的子集。武侠片通常是古代背景，情节与招式允许存在较高幻想成分，打戏可以大量借助威亚、分镜与特效，实现飞天遁地的夸张效果。
而功夫片通常以清末民初为背景，所用的功夫多有现实依据，打斗相对落地，招式易于模仿，演员多为练家子。武侠片、功夫片有交叉的时候，也有将背景挪到现代的一些创新之作，但大体可以这样区分。
那么徐浩峰的片子属于哪一种？如果按照肉眼所见的时代背景与打戏风格，它们无疑是功夫片。但若考虑到其中的幻想成分、以及作者每次都想刻画一整个世界观的努力，也可视为武侠片。
可如果按情节类型来判断，其实两种都不是。它们属于徐浩峰自己发明、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他一人在做的“武行电影”——
既不是为了展示武术技艺，也不是要讲一个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，武行中真真假假的规矩、以及抱着这规矩过了许多年的武行要如何面对当下的礼崩乐坏，这些才是徐浩峰的重点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徐浩峰也可以和郭德纲合作去拍相声电影。
也正是这一本质属性，造就了《门前宝地》的种种抽象之处：人物言行逻辑难以被现代人理解；打斗又真又假点到为止；全员仪式感拉得过满，越是严肃、越显荒诞。
但以往，徐浩峰电影有于承惠、宋洋、廖凡这样的卡司，人们就算不明也会觉厉。而如今，卡司降级为向佐郭碧婷，今天的观众也不会再被文艺片唬住，就有了眼前这个局面。
不过，“抽象”不独徐浩峰一人。21世纪上映的功夫片，但凡能在观众心中留下痕迹的，其实多少都会梗化。像是周星驰的《功夫》（“小孩子打架才踩脚趾”），李连杰的《霍元甲》（“这一拳二十年的功力”），甄子丹王宝强的《一个人的武林》（“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”）。
为数不多能够做成系列的《叶问》，更是从台词到影像都有热梗输送。关于叶师傅从中打到外之后还能打谁，网友的脑洞越开越离谱，某种程度上消解了“功夫高手打洋人”这一套路的历史沉重感。
不可否认，热梗流传已经成为功夫片证实影响力与延续生命力的方式。现在，《门前宝地》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一殿堂。
失落的造梦机器
将时间拨回到20世纪，功夫片可远不止造梗，更是造梦的存在。
首先、也是比较公认的，民族尊严梦。关于功夫片的起源有不同说法，一说是李小龙的《精武门》（1972），一说是王羽的《龙虎斗》（1970）。但不管哪一部，都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，主角用中国功夫暴打阴险狡诈的日本高手为师门复仇，将影片推向高潮。
其次是个体的逆袭之梦。早期功夫片的故事都十分亲民，基本是爽文套路。李小龙的《猛龙过江》（1972）里，主角开场是不受待见的土包子，显露身手之后，众人态度瞬间逆转。
成龙的《蛇形刁手》（1978）里，主角是在武馆打杂的孤儿，某天出于心善救了一个老乞丐后被传授绝学，从此不再受人欺负。在没经过日漫、网文洗礼的年代，就说哪个中二少年能顶得住这逆袭的诱惑。
最后，又从前两者衍生出打星梦与电影梦。由于功夫片重在展示武术技艺，因此在功夫片鼎盛时期，有不少海内外的练家子被发掘演戏。《浪客剑心》《九龙城寨》武指谷垣健治是受成龙电影感召入行，如今是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公会唯一的日藉动作指导。
内地也一样。1982年，李连杰主演的《少林寺》万人空巷，可说是少林寺产业化的起点。该片不只催生更多武术冠军主演武侠功夫片，也在全国掀起习武热，王宝强就是其中一员。
这些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。20世纪，世界上的许多人民亲身经历过、或者仍在经历着战争阴影、外族统治与种族歧视。功夫片中高手反抗强权，夺回自己的、民族的尊严的桥段才会如此有效。
拜师学武、街头肉搏，现在看来是武侠小说中的事，但在某一时期的香港，这离百姓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。
当时很多武林人士因战乱南下，迫于生计开馆教拳。而彼时港岛治安混乱、腐败严重，底层百姓也需要借助官方以外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资料显示，60年代，香港武馆数量曾多达400多家。因此，功夫片主角，还有那些从替身、龙套上位的打星，都能让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产生共鸣、得到激励。
那么也就可以理解，进入新世纪，功夫片为何无法继续造梦。
一来，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，人们遇到问题就越无法通过“能打”来解决。现代人想做的梦在短剧里，不在功夫片里。二来，互联网时代资讯发达，人们对功夫名人、传统武术的认知早经过了一轮轮破灭与重塑。
传统武术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招摇撞骗，同时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杀人技、惹麻烦，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远不如陈鹤皋的无限制格斗、AKA疯狗拳。后者相传入门先研读刑法，能让学员从物理上、法理上都全身而退。
此外，进入21世纪后，动作片整体市场萎缩、试错机会减少，摄制技术却越来越发达。用多种手段辅助专业演员、俊男美女拍打戏、扛起“泛动作片”，性价比高于提拔一个替身武师，难度也低于教武术冠军演戏。
如此，习武之人的打星梦也就几近断绝。直到网大市场选择了动作片，才出现几分接续的希望。
功夫片的救赎
归根结底，功夫片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，甚至连故事背景都局限在清末民初，导致它在故事上创新的空间很小，追赶时代颇为吃力。
不必等到21世纪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随着剧情与新意成为重要评价标准、随着香港移民二代长大成为观影主力，功夫片的衰退就是注定的。它能够走到21世纪，已经是影人多番尝试的结果。
70年代初，李小龙将邵氏武打片衬成了观众吃不下的糙粮，但又不幸早逝，细糠断供。这是功夫片的第一次危机。几年后，市场被以成龙为代表的功夫喜剧救活，四大家班时代到来。80年代初，功夫喜剧遭遇时装动作片冲击，多亏洪金宝开辟了灵幻功夫片，给功夫片又续了小十年的命。
90年代，功夫片已经不是市场上的大类，而进入了被致敬、被解构的阶段。例如周星驰《食神》（1996）里，主角上少林寺是为了学厨艺、十八铜人扁人用折凳。
过早进入“殿堂”，甚至不是功夫片自己之过。如果认为剧情是古早功夫片的短板，那么这一短板在90年代就已补齐。1994年，成龙与李连杰不约而同重返功夫片，分别带来了《醉拳2》与《精武英雄》。
这两部作品一个是《醉拳》的续集，一个是《精武门》的翻拍，除了剧情人物更加复杂深邃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前作进行了反思与超越。不世天才正值当打之年，反派与武师阵容亦是群星璀璨。更感人的是，打戏的视听语言成熟得刚刚好，还没被慢镜头荼毒。可以说，这就是功夫片的巅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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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到21世纪，有些片子因革新了功夫片的视效而大获成功，但也导致新技术被跟风滥用，后患无穷。后来的《叶问》系列赢在新鲜，找到了新的宗师IP；也赢在复古，是陌生又熟悉的硬桥硬马。
按照常规思路，功夫片想要复兴，要么找到新的故事，要么找到新的演员、新的武术或者新的拍法，能让观众愿意忍受陈旧的剧情套路，全神贯注看完一场几分钟的对打。
徐浩峰在武侠与功夫之间找到“武行电影”这一线蓝海，固然值得肯定。但功夫片的复兴，多半指望不上他，因为太过小众。
他讲规矩是因为迷恋规矩带来的秩序感，也能欣赏“水果行将朽烂时散发出的异香”（《师父》监制张黎语）。像《门前宝地》，就是一个革新派被守旧派设计放逐的憋闷故事。这样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很难被大众接受，进而发展出具备商业价值的新类型。徐导本人想来也无意于此。
我坚信，功夫片的希望还是在大众，要保持与流行文化的联系，重新给功夫赋魅。就像当年《黑客帝国》所做的那样，也像今年《九龙城寨》所做的那样。尽管后者的漫改元素更重，且热度与长尾更多来自嗑CP的同人女。但从结果看，它确实让年轻人认识了“神打”、记住了“乌龙绞柱”。
说到底，功夫片的功夫是一种神话，它的魅力来自李小龙寥寥几次却魅力无限的表达，来自几代动作电影人的精益求精，来自人们的相信与想象。功夫片属于大众也只能兴于大众。
造梗玩梗也不是坏事。在《门前宝地》的审判潮中，已经有人翻出李小龙名场面和老片《精武英雄》，怎么不算功德一件呢？
